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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

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,中國農業大學教授。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理事長。曾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國農業大學校長。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。長期從事農業經濟與政策研究,出版《中國糧食市場與政策》、《中國農業經濟與政策》、《三農思語》等專著,獲農業部軟科學成果一等獎、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一等獎等。 [全文]

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關于轉基因,我有“五句話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【導語】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,回顧總結40年來農業農村發展的寶貴經驗,展望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美好未來,本網推出大型視頻報道《三農大家談》,敬請關注!本期嘉賓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柯炳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訪談實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改革開放40年 兩個作用創輝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網記者 李海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革開發40年來,我國農業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、舉世矚目的變化。為了更好地總結改革經驗,推動農業農村更好更快發展,助力鄉村振興,本報記者就“糧食安全”“轉基因及食品安全”“政府與市場”“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”等問題專訪了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理事長、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柯炳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確認識糧食市場的波動規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者: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,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。40年來,如何沿著糧食生產和需求變化發展的軌跡,去審視我們糧食政策的演變?對于未來我國糧食安全戰略推進,您有哪些思考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黨中央提出要把解決好“三農”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,就是因為“三農”問題不僅僅是農業本身、農村內部和農民自己的問題,而是影響到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。我們要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,2050年建成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,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“三農”工作做得怎么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糧食問題是農業發展中的一個基礎性問題,也是最關鍵的問題。所以總書記一再強調說“解決好吃飯問題,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的農村改革,就是始于糧食生產領域。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,我國糧食產量快速增加,很快出現了第一個相對過剩期,但很快又出現了生產不足,此后在不同階段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保障糧食供應充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一個觀點是要正確認識糧食市場的波動規律。其實糧食的需求彈性很小,根據經濟學原理,在需求彈性小的情況下,一個不太大的數量變化,就會引起一個很大的價格變化。因此,對糧食供求形勢進行判斷,一定要認清楚價格信號,當價格升高的時候一定是短缺,價格降低時一定過剩,但這種信號具有放大性或者叫夸大性。當價格上升很高時,短缺并不一定很嚴重,反之價格下跌很厲害,過剩也并不一定很嚴重。對此要清醒的認識,避免調控調大了之后波動就更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個觀點就是解決糧食問題要主要靠市場手段。首先糧食生產問題是長期問題,不是短期問題。從長遠看我們是短缺的,因為土地越來越少,水資源越來越少,人口越來越多,收入也增加,需求是不斷增加的,而我們生產的資源條件是越來越少,但是短期可能過剩。我們要用市場來解決短期問題,當產品多的時候,價格就下降,價格下降就是約束生產、減少生產。當糧食短缺的時候,價格又升高,然后就會有更多的糧食生產,這就是短期靠市場機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期問題怎么解決?就要靠政府,藏糧于地,藏糧于技。藏糧于地就是把基礎設施搞好,建設高標準農田,建好排灌設施等等,一旦需要的時候,可以立刻擴大生產。藏糧于技,就是把高產的技術、優質的技術儲備充足。這樣的話有地有技,只要市場價格一放出信號,生產就能立刻恢復起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方面原因促使食品安全情況越來越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者:您如何認識轉基因問題,其背后有哪些可以分享的故事?另外老百姓似乎很容易被食品安全領域的傳言誤導,請您分析一下原因,并對我國的食品安全情況做一下評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有關轉基因農產品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。美國是從1996年開始大面積種植。我關注轉基因問題實際上是從我當農研中心主任研究WTO問題時開始的,我當時關注到國外的一些情況,并且跟來訪的哈佛大學教授做過專門交流。應當說一開始我覺得就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,轉基因是一個方向,它的潛力很大,能夠節省資源,還有更多改善產品品質等方面的潛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農大當校長之后,對這個問題就變得不可回避了。因為農業大學很重要的一方面技術就是生物技術,轉基因技術不等于全部的生物技術,但是生物技術中一定離不開轉基因的技術。以前轉基因有爭議問題不太大,畢竟我們國家的轉基因產品不多,看不到什么產品,其實我們真正有的就是木瓜,我們吃的木瓜可以說百分之百都是轉基因的,它是抗病的,剩下就是就是大豆油、菜籽油等由轉基因原料生產出來的加工產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,轉基因成為一個全民性話題。在當年全國政協會上,我被選為代表面對總理發言,發言中我把對轉基因的認識凝結成五句話。第一句話就是轉基因技術很重要,因為它的潛力很大,對于提高農產品產量、改善農產品品質、提高農業生產效益,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句話就是轉基因是一個中性的技術。通過轉基因技術,可以生產出來不同的產品,這些產品有些可能是有益的,有些可能有問題,打個比方,就像蘑菇,有的能吃,有的不能吃,所以不能說轉基因技術安不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句話是轉基因食品是經過科學家檢驗過了、政府批準上市的產品。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證的,就像超市里的蘑菇一樣,是通過檢驗的,不會有毒的,超市里的轉基因食品,是經過政府批準上市的,是安全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句話是美國是世界上種植和食用轉基因食品時間最長、數量最多的國家,超過20年了,這是可以驗證的事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句話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國際權威組織,包括世界衛生組織、聯合國糧農組織、美國歐洲日本的食品藥品監管部門、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組織,都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沒有異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基因是一個專業問題,對于專業問題要相信科學家,要相信政府。我覺得要解決在轉基因問題認識上的一些混亂,首先可能是媒體尤其是一些有影響力的官媒,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報道好,不能誤報或者產生誤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還要澄清一些認識,比如說標識,其實標識是給消費者知情權,這并不意味著轉基因食品不安全。好多人說既然安全為什么要進行標識,這話是說不通的。歐洲、日本等都進行標識,并且像日本對標識還有容忍度,只要所含的轉基因的含量不超過5%的話是不用標識的,歐盟是只要不超過0.9%就不需要標識的。而在美國,仍然是不需要標識的。在我們國家是只要含有,就要標識,不管含量多少,這個是非常嚴格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安全問題跟轉基因問題在很多時候是密切聯系在一塊的。很多擔憂食品安全問題的人,常常也把轉基因問題攪和在里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體看,我國食品安全情況越來越好。有這樣幾個原因,一是標準越來越嚴格,原來可以用的農藥,現在不讓用了。比如甲胺磷,是在2006年農業部等幾個部委發文明令禁止的。那以前,是可以合法使用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是檢測手段越來越進步,原來查不出來的,現在可以了。這從根源上切斷了造假產生的可能性。比如三聚氰胺,其實國人對食品安全問題的全民性警覺是從三聚氰胺事件開始,那個時候的最大難題在什么地方?就是沒法檢測。檢測一個樣本要十幾個小時,千八百塊錢,農民排著隊交奶的時候,要等十幾個小時的話奶會全壞掉。現在很簡單,一小片試劑紙,幾塊錢,半分鐘就出來結果。三聚氰胺都是惡意添加的,現在,檢測太容易了,造假代價太大,就從根源上杜絕了這個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是可追溯體系越來越好。當然全面鋪開還達不到,但是越來越好了。其中包括電商,電商產銷直接見面,有助于可追溯,另外就是一些生產組織越來越發達,如公司+農戶、公司+基地等模式,有可追溯體系軟件,有政府監管,輿論監督的力度也越來越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安全問題發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,但是老百姓卻感覺好像這個問題越來越多了,其實是一些謠言或偶發性個別事件在不斷重復傳播。你要舉著微信中的段子,到任何一個超市里去找問題產品,可能一樣也找不到。偶發事件通過手機網絡不斷重復,夸大性很大。今后隨著我們科技手段的先進,我們監管力度的加強,以及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,這個問題會解決得越來越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者:中國的改革開放,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地位逐漸確立的過程。您如何看待農村改革這一特殊領域中,市場起決定作用和政府支持保護之間的關系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改革開放40年,兩個作用創輝煌。兩個作用,一個是市場的作用,一個是政府的作用。40年來,農業農村經濟取得巨大輝煌的成就舉世公認,其實這兩個作用的發揮是最關鍵因素。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,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,更好發揮政府作用。我們改革開放的歷史,其實就是市場作用日益充分發揮、政府作用日益發揮得當的過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關鍵最基礎性的改革政策是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開始的。小崗村農民大包干,其實很多人看到的僅僅是把土地分田到戶,這只是表象,它的本質意義是建立起了利益機制。有了利益機制,你只要努力,就一定會得到報償,其實就是實現了按勞分配。市場經濟要建立在利益機制上,現在農民可以選擇自己耕種,或者將土地流轉出去,都是利益機制在起作用。市場要發揮出配置資源的作用,是離不開利益機制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場機制給人們更多自由而充分的選擇權。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民選擇種什么、什么時候種、用什么方式種的權利。放開市場給給農民自由選擇賣給誰、什么時候賣、以什么方式賣的權利,給消費者選擇買什么產品、從哪里買、付出什么樣的價錢的權利。還有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,給了農民選擇工作的權利,給了農民根據個人能力實現收入最大化的可能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場機制在調節短期和當前利益方面及供求關系時,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。改革開放以來,如果離開了市場的作用,無法想象我們今天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。政府的作用不是干預市場,而是彌補市場的不足,去辦那些靠市場機制解決不了或者解決不好的事情。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、農村水電路氣網的建設、食品安全監管、市場信息提供、市場秩序維護等,還包括給農民提供一定的扶持,給農民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等,這都是政府的作用。改革開放的過程,不是政府無為的過程,而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,把不該管的放棄,把該管的管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須強化鄉村振興的人才支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者:進入新時代,我國農業發展有哪些特征,如何創造出更多的價值?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,您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什么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柯炳生:新時代,未來農業什么樣?因為各地區情況不一樣,我歸納大概有五種類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種是大田種植業。發展方向一定是機械化、規模化。這主要在平原地區,從東北平原、華北平原到長江中下游平原等。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升,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,平原地區的機械化、規模化進程,會比我們想象得更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種是集約化飼養業。集約化飼養業在區域空間上會做一些變化,沿海地區越來越減少,尤其是養豬業。養豬業最大問題是糞便很難處理。從國外的經驗看一定是種養結合,就是有多少地養多少豬,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浙江福建等地,因為土地太少,所以養豬減少是必然。但是像中西部的那些丘陵地區、山區等地,很適合集約化養豬養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種是設施園藝業。以溫室和大棚為代表,采用的是綜合性的技術,從種子到水肥、溫度的控制,再到植物保護等,也是高附加值的,集合了現代農業元素在里邊,可以工廠化生產,尤其一些蔬菜等,批量化工廠化,食品安全可以控制得很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種是特殊種養業。在廣大山區和丘陵地區,種水果、干果、茶葉、藥材等各種特殊農產品,可以賣上很好的價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種形態就是休閑觀光度假農業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。農民自己享受之外,也應該讓更多的城里人來享受。這不是單純的旅游,還應當讓城里人住下來,包括周末和休假住,這也是城鄉融合的重要體現。越來越多在城里工作的人,會居住到鄉下,就像很多發達國家那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些都是未來現代農業發展的方向,都會創造更多的價值。各地方條件不一樣,大的方面跳不出這五種,每種需要的人才、資源、技術都很不一樣,所以要因地制宜來發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我們要實現2035年和2050年的目標的話,就必須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事情辦好,把“三農”問題解決好才行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?總書記提出五大振興。我覺得五大振興中人才振興是核心位置。總書記講發展是第一要務,人才是第一資源,創新是第一動力。而對鄉村來說,人才恰恰是弱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鄉村振興需要管理人才、技術人才、電商人才等十幾類人才,尤其是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極度缺乏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?首先要加強農業院校的建設,大幅增加招生的比例,包括本科、專科、職業類學校。另外就是搞好職業培訓,要對初高中畢業生、返鄉青年、退伍軍人等進行培訓。要加強培訓機構建設,大大增加培訓資金投入。此外,需要挖掘既有情懷又有能力的人才,將他們推上村莊帶頭人的位置上,帶領村民一起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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